江西省航空制造规模位居中国前列

一方面，国民拥有并行使制宪权，另一方面，政府则行使由宪法所创设的权力。

从实践中的效力来看，答复对提问主体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但是一些答复并没有被相关机关遵守，没有得到法院重视和适用。此外，还要办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委员长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因其程序性方面的缺失，此制度自1979年起便未再使用。[13]即有权主体提出法律解释要求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一般为法工委)研究拟定形成草案，再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答复理论与实践中始终存在妾身未明的争论，有效说、无效说和应用解释说三种观点交织，制度的未来走向不甚明朗。备案不能证成答复的法律效力，其也不属于应用解释。既然法律委员会尚无暇顾及到法律解释，那么新设立的机构就能够吗?另外，若由常委会批准颁布答复也不可行，该做法实际又回到了由常委会做立法解释的原点，与现有的立法解释并无区别。

从具体内容上看,一部分已超越了应用解释界限, 涉及立法解释范畴。[5]指在立法过程中，受委员长会议委托，拟订有关法律方面的议案草案，以及为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草案服务，对提请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有关法律草案进行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提供有关资料，提出修改建议，并在法律草案交付表决前，负责法律用语的规范和文字方面的工作。英国的议会上院(贵族院)完全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它由王室后裔、世袭贵族、新封贵族、离任首相、教会大主教和主教组成，议员们无任期限制。

否则如果只有直选议员，立法会将变成一个群情激昂、为实现少数人的利益而争斗的场所。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2005年因身体原因辞职，到第二任行政长官曾荫权、第三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参加立法会答问时屡遭谩骂及出席公共活动时屡遭包围甚至遭受人身攻击，足可以看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始终未能建立起与行政主导体制相匹配的应有的权威。澳门这厢至今没有一个组织以政党或政治社团的名义成立和活动。澳门民众包括立法会中的反对力量，向来只对特区政府发难，不公开反对和批评中央，借用一句话说，就像宋朝宋江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样，这跟香港泛民阵营反特的同时必然反中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

人民行动党积极吸纳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各阶层的新生力量和精英入党，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重视对执政人才的培养和严格选拔，加强对社区的联系和服务，从而在民众中树立起较高的威望，从1959年新加坡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一直牢固掌握着执政权力。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行政法、港澳基本法、廉政理论与实践。

2012年起，香港特区立法会又刮起了拉布④风潮，泛民阵营意借此阻挠法案通过，意图瘫痪政府。所谓行政主导，用内地已故基本法专家肖蔚云教授的话概括，就是在行政与立法的关系中，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比立法机关的法律地位要高一些，行政长官的职权广泛而大一些，行政长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生活中起主要作用。关于基本法23条的立法，他们罔顾国家的安全利益，拒绝履行基本法明确规定的宪制义务，通过捆绑表决的方式，使国家安全法案胎死腹中。港英政府推行的代议制改革，就是企图造成一种立法主导的既成事实逼中国政府就范，以此为其光荣撤退后继续其影响埋下伏笔。

而澳门方面，一直保持着与中央的良好沟通与协调，政制发展平稳推进，并于2009年率先完成了基本法23条立法，让中央吃了一颗定心丸，也给临埠的香港树立了典范。可以说，澳门特区只有反对力量，却没有反对阵营。所以，建立行政长官与立法会之间的支持基础是必要的。由于香港政团尤其是反对派力量只能在立法会内活动，不能问鼎行政权，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他们始终扮演了一个反对者和破坏者的角色。

由于澳葡政府历史上一直不太重视殖民教育和殖民文化，澳门居民对中国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度非常高，甚至有种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澳门回归祖国之前，实际上澳门已经成为中国的半个解放区了。他们向政府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往往有理有据，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性和建设性。

港英政府推行的这些政策，刺激了香港政治性团体的产生和发展，争夺立法会议席成为许多政团的目标，这使得香港社会一步步被撕裂，难以达成共识政治。很难预见，这种政治生态会随着双普选的实现而有所改善。

特别是新封贵族的出现，使得社会各界的精英成为上院的议员，使英国议会更加具有了社会专业性和广泛代表性。一派是泛民主派(反对派)，持与政府和中央对立的立场。保留了委任议席是澳门政制的特色。这些政客很难从一个地方的宏观高度和长远角度考虑问题，考虑的往往是当下。回归后，澳门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增多，现有5000多个，但在澳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是那些传统的爱国爱澳社团。不管是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行政会议成员、主要官员还是立法会议员，绝大多数具有传统爱国爱澳社团背景，他们在推动建立行政主导政治体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摘要: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政治发展环境和政治发展趋势的统称。在总统制下，行政长官以自己的民意基础来对抗立法会的民意，实现行政主导。

澳门的反对议员是对政府政策进行监督制约的主要力量，但这些议员一般不持如香港泛民议员那种特别极端和激进的立场，不会逢特必反。(四)中央与特区关系的不同 由于香港特区一些居民对中共和中央政府存在严重的不信任情绪，立法会中更是充斥着这种情绪和氛围，逢中必反成为许多反对派议员的唯一工作方式，尤其在关涉国家安全和香港政制发展的方面。

惟如此，才是澳门之幸也!   注释: ①《现代汉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318页。但立法会议员的全部普选却为基本法所禁止。

在前一种情况下，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循不同的路径产生，各有其民众认受性，而最早于2017年实施的普选，将大大提高行政长官的民意支持度，行政长官可挟此以制立法会，而在此之前，行政长官将一直忍气吞声。澳门回归前，实行华洋分治，澳门公务员系统内中高级职位都为葡人所把持，回归后这些职位由没有受澳葡政府洗脑的澳门人执掌，他们与港英政府精心培养起来的那只管治队伍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多次警告香港不要泛政治化，否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也正因为行政长官的无党派背景，使其在几乎完全政治化了的立法会内没有稳定的支持力量，泛民主派议员自不必说，他们逢特必反，就是建制派议员由于担心被指责为保皇派也经常对政府若即若离。

所以，在香港特区存在的非常严重的人心回归问题，在澳门特区并不存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维护行政主导，避免行政专断，更有效杜绝行政权的滥用和可能带来的腐败问题。

立法会对行政长官制约有余，而配合严重不足，导致了行政主导制发挥不出其应有的功能和成效。这当然与国际经济形势总体不景气、内地深化对外开放使香港丧失了传统发展优势、香港产业结构需要转型等有关，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与香港政府的管治效率和水平也有一定关系，而后者不可能不与香港的政治生态有直接关联。

但澳门要不要对香港亦步亦趋?有人以澳门地方小，民风质朴，国家和民族认同度高，民众受教育水平持续提高等理由，认为澳门完全具备实现双普选的条件，甚至可以先于香港举行普选。也就是说，基本法已经明确了澳门立法会议员由选举和委任两种方式产生，若想实现议员的全部普选，必须修改基本法正文，而修改基本法正文从程序上来讲非常艰难。

澳门的社团在对待政府施政的问题上，虽然也有不同意见，但基本上是维护政府施政的，没有明确的阵营划分。由于港澳两地思想意识、历史传统、外部干预、内部政治化程度等因素的不同，以及基本法设计的政制模式和发展目标的些许差异，两地政治生态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澳门基本法》第68条第2款规定：立法会的多数议员由选举产生。  二、香港特区、澳门特区政治发展环境比较 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在包括两地的历史因素、外部环境、思想意识氛围、中央与特区关系等政治发展环境方面亦存在明显差异。

澳门特区政府敏锐地觉察到香港泛民人士的政治意图，依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内部保安纲要法》的规定，采取果断措施禁止这些人士入境，此举得到澳门居民的普遍支持。间选议席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各方面、各界别的均衡参与，以尽量照顾到社会的各方面利益。

一般认为，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政治发展环境和政治发展趋势的统称。各个社团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争选上，社团有向政治社团发展的趋势，澳门社会也有向政治化方向发展的倾向。

因此，他考虑问题必须要以特区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为依归。香港在回归后，其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民生改善，都已不见昨日辉煌。